记忆丨徐晓：幸存者的不幸，不是一纸平反可以改变的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徐晓，生于上海，长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毕业后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图书工作室主任。写作出版《半生为人》；合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等。

原题

幸存者的不幸

作者：徐晓

一九七八年，太原的朋友从狱中释放，先于一年出狱的我，本打算专程去看望他们，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成行。后来上学、生病、结婚、生子，事情一件接一件，脚步越走越匆忙，竟年复一年地被搁置了。说不清为什么，隐忍了快二十年的心愿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总之，不能再拖了，发兴今年一定要还这个愿。
　　

水灾、路断、火车停开，我乘坐的是慢车，一路上净是长长的隧道，心情也随着车厢的光线忽明忽暗。想着本该在青年时代去赴的约会，竟不折不扣地拖到了中年，看着兴奋不已的儿子，听着邻座三对像是情侣的年轻人的谈笑，感觉恍惚起来。窗外是已近黄昏的景色，眼前是毕竟不错的夕阳，想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路，婉延曲折都尽收心底。

01

同自己的青年时代相遇是痛苦的。我们曾经年轻，年轻得不管怎么不漂亮都不丑。前几年在街上碰到原来的邻居大妈，准是不好意思说我憔悴，便使劲儿地夸我当年有多水灵：“脸蛋儿老是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放光。”说的正是我与山西的朋友们认识来往的年龄。那以后不久，我们便同陷囹圄。

那时候，我梳两条辫子，在监狱里，每天梳头用我们仅能看到的报纸《人民日报》接着，把掉下来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捋齐，一撮撮地夹在《红旗》杂志里，攒多了编成绳子。监狱里不让带绳子，连裤腰带都被没收，怕犯人自杀。也许看我不像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我用头发编绳子队长从来不管，还公然地拴起晾衣服。我曾把一根头发绳送给一个因为传教而坐牢的天主教信徒。她年龄大了，头发已经花白，羡慕我有那么多头发可掉，又感慨我实在还没有到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年龄。出狱时我带回了足有两丈长的头发绳，却剪掉了细得看不过去的辫子。
　　

认识山西的朋友始于郭海。初识郭海是他从东海舰队复员回太原顺路到北京看望哥哥。郭海的哥哥是我的大姐夫。姐夫文革中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外贸部门当美工，经常出国办展览。当年那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根本望尘莫及的。郭海来我家做客正赶上姐姐的婚礼。他穿一身洗旧了的海军军装，对我的家人礼貌而亲切，虽然牙长得不好，可偏偏特别爱笑，全然没有一点儿做作。我们一起为他的哥哥我的姐姐操持婚筵，他干起活儿来又勤快又麻利，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实在而可靠的人。
　　

那时我家住在东长安街建国门附近，街旁栽的是合欢树。当年我只知道那树叫榕树，到了傍晚叶片收拢起来，绒球似的花更显得茂盛。我们沿街散步，向北拐直走到日坛公园。郭海一路上给我讲形势，中央的，部队的，山西的，提到的全是每天报纸头版头条出现的人物。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再加上山西口音，有些让我听不清楚，我又兴奋又害怕，囫囵吞枣地听，但不敢多问。让我长了见识的是，部队也传播那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解放军也能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反动”思想。
　　

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回想起来正是“文革”后期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插队的磨练之后，有的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埋头于书本，开始从直觉向学理的层面过渡。在以权力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斗争为背景的“四五事件”前后，思想活跃、行为激进的，大多是在文革初期卷入不深、家庭背景比较简单、但又不失“谁主沉浮”的激情和“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青年，而郭海和他的同学与战友们正是这些人中走得比较远的。
　　

不久，郭海介绍仍在东海舰队服役的战友安晓峰、杨建新来北京找我。他俩比郭海更加健谈，特别是建新，和我一样喜欢文学，平时写些诗、散文自娱。以后他给我写的每封信都是厚厚的，我总是把回信写得尽可能长，最终仍然为不能写得和他一样长而惭愧。山西的朱长胜、赵普光、赵凤岐出差到北京也到我家来做客，我把他们当成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北京的朋友赵一凡。
　　

赵一凡是北京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的活跃人物，对于来自民间的思想有着特殊的敏感。赵凤岐当时是太原市化肥厂武装部部长，据说他掌管着全厂上千个民兵和几十支枪，后来这成为他试图武装推翻政权的罪行之一。赵还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按照推理，他应该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

这样两个人物的见面显得不同凡响。印象中他给一凡看了一份油印或者铅印的材料，其中提到，批林批孔的矛头是对准周总理，提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凡看后神情庄重起来，也许是有意识让我回避，一凡给了我一本过路小说。

审讯时这本小说成了我的挡箭牌，我对被公安局认为是反革命纲领的文字材料表示一无所知，并始终交待不出这次重要谈话的详细内容。坐过牢受过审的人也许都有体会，不知情交待不出，比知情不交待的滋味要好受得多，虽然免不了会吃些苦头，但你不用猜测对方是不是在诈你，也不用权衡会不会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到别人时，你不用受出卖朋友的心理煎熬。
　　

从审讯中，知道除了北京的几个人，连同山西和东海舰队的朋友都被一网打尽了。但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就是这次见面，把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山西的“张（珉）赵（凤岐）反革命集团”连在了一起，我徒有虚名地被定为联络员，在狱中一关就是两年。
　　

“四人帮”打倒后不久，我和一凡等人很快被释放出狱，但是山西省却变本加厉把“张赵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了“死缓”，恐怕这要算“四人帮”打倒之后全国最大的冤案错案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拖着脚镣在死刑犯的牢房里关了近一年的张珉、赵凤岐以及还没有被判刑的郭海、朱长生等人才被释放。据说他们出狱时，欢迎的场面非常隆重。那时我和北京的赵一凡等人已经得到了彻底平反，得知他们出狱当然感到欣慰。但是，悲剧的谜底没有揭开，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我和一凡都无法轻松和平静。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凡的朋友Z和男朋友W，扬言要成立一个叫“第四国际”的组织，Z的好友某中学教师知道后，在单身宿舍无意中说给一个同事听，这位同事不知是由于阶级觉悟高还是由于天性单纯，汇报给了党组织，导致公安局立案侦察。一条线索从北京的Z到W到一凡到我；第二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到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小顾；第三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赵凤岐到张珉到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无辜者。当然我们最终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准确性。
　　

长久以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同时我又希望这是一个接近真实的解释。三条线连成一个网，一网打尽的不止是网内的我们，更多的是太原市在清查时牵连到的几百个人，以及所有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人恋人和朋友。尽管事情显得过于复杂，也总算有个说法。

02

被捕后，我曾不止一次做着一个相同的噩梦。梦中我被一只大黄狗追逐，我跑呀跑呀，终于支持不住倒在地上黄狗扑将过来，张大嘴咬住我的手，咬得我鲜血淋漓。惊醒之后，定格在我脑子里的是狗的那双令人恐怖的眼睛。
　　

我把这个梦讲给同号一个有点儿残疾的农村妇女听。此人貌似柔弱，性格却极为刚烈，因为不懂法律，杀死了想占有她的公公，又因为不懂科学，杀人的办法极笨，被称作“手段极为恶劣”的那种。在“号”里她很少说话，永远把脸埋在黑发和黑色的囚服中，可我的梦使她颇为兴奋了一阵。最分明的忠告是，一定有一个属狗的男人把我出卖了。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不会算子丑寅卯，把年龄一一报给她听。她耐心掐算，只有郭海一个人属狗。圆梦的结果是我再也不相信梦可以被圆被释被解，我不相信这其中有出卖，如果我怀疑朋友，就等于我自己同样应该被怀疑。
　　

如同现在全民经商一样，“文革”中是全民从政。所不同的是，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是一个无论你怎么来，都会把你卷进去的时代。
　　

我回家以后，母亲曾经召集全家给我做工作，劝说我以后不要再惹事，在应该打扮自己、应该谈恋爱的年龄被关在黑牢里，苦自己也害别人。忘不了当时在工厂当工人的哥哥在饭桌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能因为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就有权限制她。正因为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才有义务承担她做的一切，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似乎从此才认识了从小和我用一根扁担抬水的哥哥，了解了从小没有我能说会道、没有我风头出得多的哥哥。

当时正在外地上大学为我被抓急出一场大病险些被学校除名的二姐，我出狱后想不开，三天两头给我写信，每封信都抄好几条鲁迅语录，使我恍然明白了，被全家人视为“马大哈”的二姐，原本内秀而浪漫。

我和郭海这不安分的小姨子、小叔子被捕之后，使大姐新婚不久的生活失去了安宁，本来姐夫正是事业的黄金季节，因为我们而入了另册，出国自然没有他的份儿，担惊受怕更是可想而知的。据说他们的家不止一次被秘密搜查，但他把这一肚子委屈都吞下去消化了。我从不认为他这样对待这件事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姐夫，文革中亲人反目者不是大有人在嘛。所以，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他为人的善良与宽厚。
　　

亲属、朋友们对我同情还来不及，更不会追究我、责备我、怨恨我。和那些落井下石者相比，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我也是受害者，而且以两年的铁窗生活为我的幼稚和轻率付出了代价。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不管我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这关涉的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山西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和亲属因我而遭遇了巨大的不幸。坐过牢的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些具有反叛色彩的人并不把在体制内的地位看得有多重。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这段经历对于他们个人生活的影响，那不是平反可以改变的，也不是努力可以挽回的。

03

山西的难友出狱不久，便传来了郭海具有传奇色彩的消息——他要和“马百管”的遗孀结婚。“马百管”是郭海的同事，因爱为别人打抱不平而得名。郭海一干人被捕后，他不怕株连，仗义执言，还到狱中去送东西，因此被整，以至跳晋阳湖自杀，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
　　

初听这一消息，我先是敬佩，佩服郭海的仗义，对于周围人的反对很不以为然。同时也多少有点儿为郭海惋惜，毕女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郭海虽说已经平了反，但错过了高考的机会，不可能再上大学，政治上又不是清白人，复员军人、党员干部的身份不再起作用，未来的处境不可能太好，婚后郭海的负担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得知朋友们反对并不是出于世俗的偏见，而是因为对女方的性格和为人没有好感。朋友们来信让我力劝他不要义气用事。记得郭海回信的态度也很明朗：不能对不起死去的老马。
　　

我了解郭海，什么不应该用同情代替爱情、没有感情的婚姻不道德等等，对他来说都等于废话，这原本就是一个超出婚姻标准爱情原则以外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认为这很荒谬，怎么可以同情殉爱情呢？但是，当怀着一种恨不得用自己的生命使死者起死回生的情感，当面对死者的两个孩子时，郭海根本是顾不了许多的。
　　

不久，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接待了这对来北京旅行的新婚夫妇。我无意赞赏郭海的做法，但是我理解他的两难、他的尴尬、他的委屈，因为我也被这种负债感所折磨。不同的是，我什么也没有放弃，而郭海所放弃的，是一个多情的男人对爱情的全部浪漫，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男人事业成功的全部可能性。
　　

五年以后，又传来了郭海准备离婚的消息。可想而知，讨债还债，报恩施舍，都不足以长久地支撑一个家庭，更不足以滋养一份爱情。好在，郭海始终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老马的儿子，两个孩子已经长大许多，并且和郭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许郭海可以心安理得地告慰死者的冤魂，可以对自己有个交待了。
　　

如同我曾为他的结婚而难过一样，离婚的消息也同样使我不好受，对自己既失望又恼火。对这件事情的全过程，我都是既不赞赏又无谴责，简直就成了一个没有态度的人。我的自信和坦然自始至终被内疚的阴影笼罩着，觉得自己成了最没有发言权的人。
　　

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当年我们为了探讨真理而坐牢的行为已无法理解的话，那么，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同代人是一定可以理解的。而郭海的行为，则是即使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绝大多数人也无法理解的。他是荒唐的，又是合理的。既令人钦佩又使人惋惜，既令人心痛又使人无奈。
　　

我们曾经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汇合，命运又使我们沿着这个交叉点向不同的方向伸延。有的为了理想而接受现实最终偏离甚至背离了理想；有的放弃了理想又不能接受现实；还有的以清醒的理性将理想深埋在心底。而郭海则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我曾想，如果整个中国平庸到只剩下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人一定是郭海！这个人只能是郭海！

04

其实何止是郭海，不止一个人因此案毁掉了自己的初恋，在道德和情感的两难中被逼迫做出违背自己的选择。
　　

F坐牢两年，他的女朋友始终以未婚妻的身份照顾他的父母。出狱后他的女朋友初衷不改。按理说，他该感激不尽，爱她，娶她。可偏偏是F主动提出与对方分手。为此他曾遭到朋友们的误解和谴责，只有我对F的解释由衷地理解。
　　

F的女朋友的父亲当时是某市纪委主任，她的哥哥和嫂子是外交部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如果F和她结婚，他们的前途笃定要受到影响。如果她的家人像“文革”中很多人所表现的一样，阻止他们结合，也许他们反而会出于反叛不顾一切地结婚。可事实刚好相反，尤其是她的哥嫂，不但热情鼓励，而且做好了政治前途受到影响的准备。

她本人可以不顾被F描述的未来处境的艰难和凄惨，但却会为可能给亲人造成的后果而长久地矛盾和不安。F说：我没有理由让她在爱人和亲人中做出选择，更没有理由让他的家人遭到本可以避免的不幸，使我们的婚姻一开始就罩上一层阴影。所以我只能快刀斩乱麻，斩断这恶性循环的链。和我分手她会一时痛苦，但是，将来她会有一个明朗而幸福的婚姻。
　　

在当时的处境下，这是一个正直的忘我的人可能得出的惟一逻辑，在这个逻辑中，爱情被放逐到了只能被忽视的角落。至于那位善良的姑娘日后是否真的能有一个幸福而明朗的婚姻，这是F的想像力不可企及的。
　　

F的决定是高尚的吗？但是他毁了一个姑娘的初恋，而初恋将影响一个女人一生的感情幸福。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感情的幸福更加重要？我确切地知道，直到结婚，她还没有忘记初恋的爱人，还为没能献身于他而遗憾而惋惜而追悔莫及。F的决定是自私的吗？可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分明是为了别人的清白而割舍了自己最看重的爱情。F的做法是救了她还是毁了她？这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任何逻辑和知识，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几乎都是无力和贫乏的。
　　

我出狱后，和我分手的男友多年以后曾经问我：“你当时为什么那样坚决，一定要让我马上做出非此即彼的回答？”我告诉他：因为我了解你的矛盾，了解你承受的压力，也了解你承受压力的能力；同时，我的敏感，我的自尊，我的现实处境，使我失去了一个普通女孩儿面对爱情的正常反应，以至无法以平常心从容地看待本来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的恋爱关系。

05

毫无疑问，我们无辜地受到侵害，其伤害之深重不只在于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存，更在于不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去思想、去感受、去爱或者去恨。这还不是罪孽的全部，全部的罪孽在于，你受到无辜的侵害，又无意识地侵害无辜的他人。
　　

晓峰是军队干部子弟，是家中最受父亲宠爱的长子，在东海舰队也颇得领导的赏识。在我被捕前5天，他被送进了南京军区所属的军队监狱。可想而知，此事对于以戎马生涯为骄傲的父亲是致命的打击。正当严格的监规使狱中的儿子肌肉萎缩，几乎丧失了行走能力的同时，父亲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患了癌症。两年以后，晓峰以“开除党籍，保留军籍，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复员回到太原，见到了已经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的父亲。

感人泪下的是，看着曾经寄予厚望如今被摘掉了领章帽徽的爱子，老军人什么都没问。是不敢问，还是不忍问？也许他觉得根本不必问。儿子多少次想对父亲说：“爸爸，我不是一个坏孩子。”但看着父亲奄奄一息的样子，他觉得自己的表白太缺乏说服力。一个月后，父亲与世长辞，他为自己终于没有对父亲说点儿什么而懊悔万分。
　　

悲剧并未到此为止。在晓峰未出狱之前，为了安慰和照顾母亲和奶奶，晓峰的弟弟从部队复员回到太原，在拖拉机履带厂当检验工。一次试车，发动机器挂上空挡后，他钻到车下去检查，新来的工人出于好奇爬到车上一踩油门，拖拉机从晓峰弟弟的身上着实地碾过，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死于非命。

我没见过晓峰的弟弟，据晓峰讲，弟弟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排行最小长得最漂亮身材最高大身体最健壮气质最帅的一个，他的身边总有姑娘追逐的身影，而他死后的遗容却惨不忍睹。被捕坐牢都没掉过一滴眼泪，从来不会哭的晓峰，甩开朋友的阻拦，扑在弟弟的尸体上痛哭失声。十几年过去了，弟弟那穿着将校靴、将校呢裤子的身影总是在他的眼前晃动。

他的牢狱之灾殃及全家，母亲接连承受了长子坐牢、丈夫病故、次子惨死的不幸，心力交瘁毫无疑问，晓峰不是不孝之子，他没做错任何事情，与大多数年轻人相比，他更加爱读书、爱思考，有更多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但是他不可能无视铁一般的事实：父亲和弟弟的死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面对家庭的惨剧，他无法稀释对亲人浓浓的内疚，无法化解对自己深深的自责。
　　

不是每一个犯下错误的人都会产生内疚和歉意；不是所有内疚和歉意都是由错误而产生。
　　

前些日子，听当年主办《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讲述了遇罗克之死。他说：“遇罗克被判死刑后我哭了，我非常后悔，如果不办那张报纸，《出身论》的影响不会那样大，遇罗克也不会被杀死。”牟志京当然无法证实自己的逻辑而为自责找到确实的根据，也没有推翻牟志京的结论的根据。其实，谁都清楚，遇罗克之死不是某个人的责任，也不是那张报纸办与不办的问题。

事实是，遇罗克在劫难逃，遇罗克必死无疑！这不是遇罗克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离经叛道者的命运，就如同林昭和张志新。况且，遇罗克正义的声音毕竟穿过黑暗，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儿炫耀的资本；遇罗克淋漓的鲜血已经使众多苟且者无地自容。但是，不管遇罗克多么英勇，不管时代怎样需要英雄，谁也不会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推向枪口。

我想，除了冷酷的政客、投机分子、阴谋家，即使是战场上最理智的将军，目睹士兵们在他的号令下冲锋、死亡，也不会无动于衷。而牟志京当年不过是一个和遇罗克一样充满了幻想的热血青年。他绝对没有想到，当万人大会批判了“资反路线”，当周恩来对于他因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被迫害表示同情之后，《中学文革报》却因为发表了《出身论》而出人意料地被宣布为反动报纸，遇罗克首当其冲地被推上了断头台，牟志京怎么能够推翻他的逻辑而放过自己呢。
　　

读杨健的散文《怀念阿南》，曾使我潸然泪下。文章讲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挚友，文革时在军中因无法解脱精神的苦闷而自弃的思想历程。震动我的不止是阿南的死，还有作者无法弃绝的内疚之情。杨健的内疚正在于，阿南死后的结论中明白地写着因受杨健成名成家思想的影响……
　　

在这样的内疚和自责中，他们怎么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我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06

也许因为在“文革”中当过政治犯的人很多，十几岁就坐牢的人不少，因此，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听说坐牢绝不会大惊小怪。倒是如今的年轻人，不管是出于对历史的关注还是好奇，常常对此表现出很大兴趣。

当有的人让我讲述狱中生活时，我会告诉他们，监狱里的伙食比知青插队时的伙食好，早餐可以吃到很多家庭都买不起的北京辣菜、朝鲜辣菜和熬得稠乎乎的玉米面粥；我会告诉他们，犯人如何利用每个月发一次针的机会，巧妙地在磨薄了的竹片上捻出一个针眼，然后偷偷地在号里缝制棉裤棉背心；我还会告诉他们，同案犯能够在队长的眼皮底下利用“放茅”传递纸条“串供”。

这些故事又新奇又好玩儿，使本来颇有同情心的听众的同情心着实地落了空。有时也会讲到我戴上手铐时的恐惧，讲到我在只能走五步的空间里散步时的孤独，讲到看着预审员听我讲外国小说时津津有味的样子时一个犯人的优越感，以至讲到我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时的所谓英勇。

但是，我无法讲述我的负债和我的内疚。宽厚的人会为我解脱，他们原谅我，说那不是我的责任；洒脱的人会说我活得太累，有自虐倾向；说不定还会有刻薄的人觉得这是一种无病呻吟式的虚伪和做作。
　　

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只有经历过这种内心折磨的人才知道，那就像是一种除不了根的慢性病，它不影响你吃，不影响你睡，也不影响你工作。你不会疼得呻吟，也不会弱得喘息，但是它存在着，若即若离地、时隐时现地存在着，让人不得安宁。
　　

我的困惑在于：人，究竟能在怎样的意义和程度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在这一事件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即使想明白了，我又能做什么呢？事实上谁也无力偿付别人付出的代价，无法分担别人所承受的不幸。我惟一能做的是：不放弃内疚和自责，像牟志京，像杨健。
　　

对给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任是一回事，对给别人造成的后果负责任是另一回事；对与错的判断是一回事，好与坏的判断是另一回事；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对别人有所交待是一回事，在情感和心理上对自己有所交待是另一回事。那么，我们选择的依据应该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常常是，既不能放弃前者，又无法回避后者，为此我们只能处于两难。既然这不是是非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不是尊卑问题，甚至不是素质或水平问题，那么如果谁肯于背负、能够背负的话，一定不会是荣辱与得失，剩下的仅仅只是一份心愿而已。
　　

二十年过了，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为我的困惑寻找到答案，我仍然只能说，有这份心愿比没有这份心愿好。对于你所为之内疚为之自责为之追悔的人们，一份心愿固然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对于当事者来说，其意义就要重要许多。至少，它可以叫你记住：一个人，并不能因为承受了足够多的苦难，就可以无视、藐视别人的苦难；至少，它还可以让你记住：你没有资格把你的所谓苦难经历当成个人的人生资本，因为付代价的决不只是你一个人，甚至不只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有许多完全与你无关的人。

他们在这次劫难中受到的伤害有些被我了解，另一些可能我永远不会知道。但是，只要了解我们周围每一个人在其中受到的创伤，以及这创伤怎样使人在精神上一蹶不振，怎样使人在道德上自暴自弃就足够了。
　　

我之所以坐牢，充其量只能说是受了正义的感召，因此我不可能事先想到后果。但是，我常常自问：如果再面临一次“文革”，我会不会有不同的表现？
　　

遗憾或者幸运的是，历史不会一成不变地在同一个人身上重演。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的我，不会再像二十年前的我那样单纯和幼稚，即使我仍没有学会圆通；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仍然会有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像我当年一样单纯和幼稚，即使他们也许到了我这个年龄时会变得比我世故。总之，只要世上还存在强权、暴力、邪恶和野蛮，总会有人出于正义出于尊严站出来反抗，反抗者必然会受到迫害。

不仅如此，它的复杂性在于，如同“文革”一样，不可能简单地一方是迫害者，另一方是被迫害者。当年有几个人不曾参与那场反文明的浩劫，如今又有几个人可以说自己是清白之人坦然之人呢？不要说那些落井下石者、投机钻营者，即使是像我这样被捕坐牢的被迫害者，又有几个人没有付出过违心屈从的代价，没有付出过连累亲朋好友的代价呢？那么，只要他有一双能够凝视自己内心的眼睛，有一颗能够感受良知的心灵，他就不可能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用自己的血唤醒民众的人是英雄；试图用别人的血唤醒民众的人是伪君子；使无辜者付出血的代价的幸存者是不幸的人——我们承受着被侵害与侵害的双重不幸。这不是一个造就英雄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也许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而是能够忏悔和敢于承担责任的罪人。
　　

有时候我想，这也许不只是中国人的命运，人与人像链条一样连接着，上帝总是借他人之手将幸运或者厄运传播，我们每个人都无可逃避地既是施者又是受者，每个人的心灵都既是天堂又是地狱，如同耶稣基督，承受人间所有荣辱，再把所有荣辱投向人间。
　　

也许这正是人类真正的悲哀所在。但是人并不因此就没了悔没了愧没了悲悯。尽管看透了这一切最终不过是无用的精神游戏，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地花样翻新地重复着同一个游戏，并且把这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的证明。但愿这正是人类真正的希望所在。只有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尊严和骄傲又回到了我的身上，我才有勇气赴这二十年前的约会。

07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们相互很少联系。当年的通信从公安局的卷宗回到了我的书柜，只有在每次搬家的时候才翻捡一遍。写信在如今似乎已成为奢侈，通讯方式从电话、传真过渡到E-mail。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职业，每个人都面对着不同的生存境遇。况且，当天真的热情消退之后，似乎恍然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人生哪有不散的筵席？我因此而原谅自己的粗疏，并在这种不断的原谅下变得麻木不仁。
　　

但是，就在这个夏季，当列车载着我驶向陌生的城市，驶向久违了的朋友，驶向我内心深藏的黑暗，我才发现，有些情感是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淡出的，而有些情感将纠缠终生。对于那些擦肩而过的人，浮光掠影的事，尚且能唤起些许温情，面对曾经与你患难与共的朋友，一个再冷酷的人也不可能真正麻木。
　　

火车到站已是夜晚。我在昏暗的灯光下找到来接站的郭海和朱长胜。我没想到，太原市有像长安街似的笔直而宽阔的马路，只是因为前两天的洪水，路边到处可见堆积的泥沙折断的树枝。长胜一路上给我讲述想穿过马路急于回家的市民被洪水淹死的惨状，讲述洪水如何从城外废弃的小煤窑涌进市中心又因为排水堵塞而造成灾害，讲述省里如何说服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不做灾情报道……看得出来，他仍然活跃并且入世，难怪在1980年代，便把全国第一个“刊授大学”办得有声有色。而郭海则像当年一样沉默着微笑着，我知道他只有在特定的氛围里才能够很好发挥，每讲一句话都认真得让你不忍心错过。
　　

孩子们的成长提示着岁月的无情，长胜的儿子到了几乎和我当年认识他的父亲时的年龄。但是他们依然叫我“小妹”。郭海的儿子好奇地审视着我：“原来你就是那个小妹呀！”我不知道，他的父亲和叔叔们，以怎样的方式使一个孩子熟悉了一个未曾谋面的阿姨；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他的出生、现在这个不完整的家庭，以及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与眼前这位“小妹阿姨”有着怎样的联系；我更不知道，等他长大成熟起来，是否还能像现在一样，给我一个友好而开朗的笑。
　　

普光在机器隆隆的车间里接我的电话，他很遗憾不能很快赶过来见我，下班后他要赶到医院，老父亲成为植物人已经多年，他和哥哥轮流着隔天要到医院去守夜。他固执地不肯花钱请外人来护理，打定了主意要对曾经为了他的问题而从局长位置上下来的父亲尽全孝。因为同样的理由，二十年来，他坚持不离开原来的工厂，只是接替了车间老主任的位置，尽管那是一个常常发不出工资的国营大企业，他说能够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人际关系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不可能再有二十年前的阵容。晓峰辞职到深圳当高级白领已经多年，偶尔打来长途聊聊，知道他在商海沉浮的艰难与孤独。回太原虽然是飞机来飞机去，却少有闲暇与老朋友相聚。当年，他是这伙人中哲学、马列的书读得最多、理论功底最深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最能侃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能在深圳那样一个精英荟萃之地，成为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角色。

这么多年来，没有见过面的只有建新，只知道他去海南挂职当过县长，后来又成为老板，有宽敞的房子住，有“蓝鸟”轿车开。记忆中的建新穿着浅灰色的海军军装，我当然没有理由独独要求哪怕仅仅希望如今西装革履的建新仍然是单纯的浪漫的，我非常非常想见到他的理由，不过是想知道他是不是仍然喜欢文学，但愿建新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可笑的理由。
　　

当郭海和长胜送我踏上归程时，我意外地被深深的遗憾所困扰，似乎想说的还没来得及说，该聊的还没尽兴地聊，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没有想象中的无边畅想……
　　

有不少人批评我的怀旧情绪太重，有人干脆直问我：你是不是希望人都应该像二十年前一样？我也干脆地回答说：不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应该或能够割断精神与情感的历史。对于以往的经历，重要的是对于有价值的精神与情感的延续与占有。常听到不应活在过去的告诫，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活在过去，就如同没有人够重演历史一样。同样，也没有人能够哪怕一刻占有完全摒弃过去的现在。

还有人和我讨论：理想主义是好还是不好？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成立的问题。人需要吃饭是好还是不好呢？饭吃得太多人会发胖，但不吃饭人会死。是的，人就是这样，在为追求理想所付出的代价而惋惜的同时，又为理想主义的失落而痛苦，这将是一个现代人永远的悖论。
　　

我很想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讨论关于理想、怀旧和过去与现在，讨论英雄的忏悔与罪人的反思……我很想对他们说，如果能够，我一定重访太原，看望我的兄长，看望我多灾多难的朋友。

（本文摘自徐晓著《半生为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出版。）

徐晓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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